今年上半年，原以为音乐会重头戏有拜罗伊特的瓦格纳歌剧，够满足一夏的了。谁知哗啦啦十场乐团音乐会，前后在多家音乐厅延伸两个月之久。这是中宣部、文旅部、中国音协和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的“时代交响——全国优秀乐团邀请展演”。除了几个本市乐团，还有北京、贵州、浙江、江苏过来的。市评协朋友邀我去听，我果断首选上海民族乐团。
人们乐意听外来音乐，是全球乐迷的共同特点。即使上世纪八十年代卡拉扬在世，柏林爱乐音乐会也常有空席。游客到柏林爱乐厅临时起意买票入场是为常态，无须预约或提前抢票。
我是交响乐迷，这次面临众多交响名团却偏偏选了每天上下班路过的上海民族乐团。因为我一直记得，上一次听民乐团音乐会，至少应该在35年前。而其他交响乐团近年或多或少听过。
35年前，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是报社音乐记者，采访对象主要是上海几家乐团。当时国内刚开始拨乱反正，音乐界摩拳擦掌，哪个团都热火朝天。民乐团也不例外。当年的音乐界三六九，西洋音乐与民族音乐不相上下，各有拥趸，流行音乐为后起之秀，粉迷遍地。我则一视同仁，终日“游荡”在各团之间，找新闻，约采访，写报道，热火朝天。
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，当年在很多上海人心目中，上海民族乐团的影响力绝对能比肩上海交响乐团。原因是他们有一众列威震四方的民乐大师，个个身手不凡，技艺出众：二胡萧白镛、闵惠芬，笛子俞逊发、孔庆宝，古琴龚一，琵琶汤良兴，古筝王昌元等等。这些名家每次出场都有一批粉丝捧场，其风光程度并不亚于后世香港“四大天王”。
那是一个改革的年代，大师们技艺精湛，拿手的是经典传统名曲。乐团领导想要改革，却不敢让大师试水，怕坏了名声，于是尽拿乐队开刀。
乐队好办。只要作曲家写出新作品，他们就按谱演奏。
于是作曲家秉笔疾书，新作品层出不穷。指挥家抓紧排练，上场下场，曲目一套接一套。只是新作品不断涌现，效果却不好。我是台下听客，每遇大师登场，我就兴奋。乐队上场，就兴味索然。观众席的反应也大抵如此。年复一年，议论不断。听众简单，直指作品不好。在后台则作曲怪指挥，指挥怪乐队，乐队怪领导，谁也不买账。而因乐队阵仗大，每场演出必以其开头，以其压台，鼓乐齐鸣，雷打不动。给我的印象便是吵吵嚷嚷、一地碎片。
我已不记得最后一次去民乐团是哪一年。当年先后几任团领导何彬、龚一、顾冠仁相知相熟，持礼而待。在上海众多乐团班子中，民乐团始终给人以儒雅持重、笑容真诚的印象。因此几十年来虽每天过门不入，其实一直心里挂着。
不料这次去听，乐队照例奏开场曲，声音形象却令人一震，完全不同以往。细细辨别，各声部的衔接与融合，声部内的音色梳理，无不显示出多年严格训练的结果。我并不在乎独奏演员的功力精湛，闭门苦练出人才，古往今来例子太多。而同样的训练时间内，提高乐队的难度要远高于独奏家的提高。这是因为乐队的难度不在训练而在磨合，在相互聆听。当然修养是更不能缺的。这一点中西乐队其实同理。
趁节目间隙注意演员介绍，赫然发现团内有一位女指挥家彭菲竟是哲学博士。这就不得不相信现今年轻音乐家的艺术视野已经获得极大开拓。网上盛传复旦教授指出音乐学院需要增加哲学课，可谓一针见血。谁料年轻学子早已独自往前走去。我不知道乐队的变化是否也与这位博士指挥家有关。但我相信无论是与否，都有因果。
彭菲
可叹民乐团依然温文尔雅，如此重大成果，竟未见大肆宣扬。换足球队，早就吹上天了。看来也是一脉相承所致。